2
的痰音。他肺里的积尘比盐碱地的土还厚，却坚持不用那瓶止咳糖浆：“留着，等你考上中专送礼用。
1995年夏末，我攥着专科录取通知书站在村口，身后是塌了半边的土坯房。父亲蹲在柿子树下磨镰刀，刀刃刮过磨石的声音像钝锯子割木头：“保安学校？看大门的营生还要念书？”母亲把蒜辫全卖了，凑出三百块钱缝进我裤腰，针脚密得能防贼。离村那天下着细雨，泥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被雨冲散，像从来没人走过。 折叠床上的迁徙
1996年深秋的深圳龙华工业区，我的全部家当蜷缩在0.8米宽的折叠床上。这张铁架床白天收进工棚夹缝，夜晚展开时总会剐蹭到工友沾满机油的工作服。三十八人共用的板房里，汗酸味与霉味在潮湿空气里发酵，连梦境都被切割成碎片——有人磨牙说着流水线术语，有人对着墙壁上女友的照片自渎，更多人裹着印有"XX化肥"字样的编织袋瑟瑟发抖。每月15号发薪日，汇款单在邮局窗口排成蜿蜒的蛇，我总在"附言"栏写"一切安好"，却把被机器轧伤的食指藏在裤袋深处。
2001年转行当保安的契机，源于在制衣厂仓库值夜班时救过经理的小舅子。深南大道某写字楼的地下监控室，十六块屏幕的蓝光像水母触须吸附着我的视网膜。夜班记录本上写满荒诞的都市传说：凌晨三点穿旗袍跳舞的清洁工、对着消防栓镜子补妆的金融精英、在盆栽后哭泣的实习生。有次追查失窃案，我在消防通道撞见策划总监与前台拥吻，他塞给我的五百块封口费，正好凑够父亲第三次胃穿孔手术费。
阿珍出现在2003年梅雨季节的理发店，她给客人染发的动作像在编织晚霞。我们合租在岗厦村握手楼的顶层，铁皮屋顶被晒得发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