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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手机震动提示到账的瞬间，隔壁青年正对着摄像头喊"谢谢大哥打赏"。母亲的止痛片从曲马多换成杜冷丁那天，我把老宅土地证押给了村长的侄子。放贷人用烟头在承包期限上烫了个洞："现在种大棚蔬菜的都跑光了，这破地顶多值三车化肥钱。"
父亲肝腹水恶化成肝癌的冬季，我的公民身份正在经历系统性抹除。催债人用呼死你软件占据手机通讯录每个空隙时，老家村委正召开"精准扶贫"评议会。"他家儿子在城里坐办公室呢！"会计翻着假账本嗤笑，投影仪光束扫过贫困户名单，我的名字像块晒干的牛粪被弹进垃圾桶。父亲临终前攥着的不是我的手，而是那张1995年村信用社的欠条——三千块学费借款经过二十三年利滚利，在死亡证明开具当天变成八万七。
2018年清明暴雨冲垮老宅东墙时，我正躺在三和人才市场的长椅上。身边蜷缩着卖身份证的"三和大神"，他后颈的条形码纹身在月光下泛着幽蓝。手机相册里存着张泛黄的全家福：十四岁的我穿着借来的中山装，背后是挂满青柿的老树。当年冰雹砸烂所有果实那夜，父亲曾说"这就是命"，如今照片里的柿树早被村长砍去打了麻将桌。
2019年立冬前夜，母亲的宫颈癌诊断书像张揉皱的盐碱地示意图。门诊楼白炽灯下，CA153肿瘤标志物升高的铅字洇着消毒水痕迹，让我想起三十年前课本里被雨水泡烂的"知识改变命运"。医生用镀金钢笔敲击红木桌面，节奏与催债人拍打老宅门板的声响重叠："靶向药不进医保。"走廊自动贩售机吐出两罐啤酒时，我忽然理解父亲为何总把止咳糖浆藏在腌菜坛后——贫穷是一种慢性病，而死亡是唯一的止痛片。
城中村网吧的弹窗广告跳出来时，我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