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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立春刚过，黄土高原的盐碱地还凝着霜花，我在漏风的土坯房里出生。接生的是邻村赤脚医生刘二婶，她裹着补丁摞补丁的棉袄，用豁口陶盆里的温水潦草洗了把我的身子。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子忽明忽暗，像极了村口那盏总被风刮灭的油灯。母亲产后第三天就下炕，背着我赤脚蹚过结冰的河沟去借粮，河滩上的碎冰碴子划破她冻疮溃烂的脚掌，血珠渗进冰面，凝成一串暗红的梅花。
屋梁上悬着两串蒜辫，那是全家唯一能变钱的物件。春天盐碱地泛白，父亲佝偻的脊背总与犁铧构成锐角，他的裤脚永远沾着碱土结成的硬壳，像套着副泥铸的镣铐。六岁那年，我趴在漏雨的教室补纳鞋底——那双露着大脚趾的千层底，是母亲用村里丧事捡来的白布染黑缝制的。课本里“知识改变命运”的铅字被雨水洇成墨团时，我正偷啃从同桌书包里摸出的半块玉米饼，饼渣掉在《自然》课本插图上，盖住了画里丰收的麦田。
腊月二十三祭灶，村长儿子开着吉普车碾过我家麦田，车轮卷起的土块砸碎了腌咸菜的粗陶瓮。父亲把烟袋锅往磨盘上重重一磕：“考不上中专就别回来！”那年村里唯一考上师范的春生哥，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回乡，胸前的钢笔在阳光下反光，晃得父亲眯起眼。母亲连夜拆了陪嫁的缎面被，给我缝了个装课本的布袋，针脚歪斜如蚯蚓，却绣了朵并蒂莲。
初中开学那天，我在操场被城里的孩子当牲口围观。他们戳着我露出棉絮的袄袖哄笑：“扶贫办的活广告！”班主任捏着鼻子收下学费——三张皱巴巴的拾元钞裹着二十斤黄豆，豆粒间还混着母亲纳鞋底时掉的头发。物理课讲到“摩擦力”，我盯着黑板上的公式发呆，耳边却响着父亲咳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