撇撇嘴：“不饿也吃点，省得说我小气。喏，这是隔壁王记的，热乎着呢。”

翠芝是厂里的织布工，手脚麻利，嘴巴也快。她跟曼桢合租这屋子已经一年了，两人虽不算知心，却也处得下去。翠芝爱打扮，攒点钱就去买胭脂口红，曼桢瞧不上这些，却也不说什么。她们俩就像两根并排的筷子，模样不同，用处却差不多。

“今儿下午我约了人去看电影，你去不去？”翠芝咬了口烧饼，边嚼边问。曼桢摇摇头：“不去，我待会儿还得写封信。”翠芝“哦”了一声，脸上有点失望，却没再劝。她知道曼桢的脾气，劝也没用。

那信是写给二哥沈世钧的。世钧在南京做事，听说是在一家洋行里当文员，日子过得比曼桢强些。他每年寄点钱回来，信里总叮嘱她照顾好自己，可曼桢从不回信——不是不想，是不知道写什么。她怕一写就露了底，露出那种不上不下的窘迫。她拿起桌上那支秃了毛的钢笔，墨水早干了，她又找了块砚台，磨了半天，才挤出几滴黑乎乎的墨。

“二哥，”她写下这两个字，停了停，又添上一句，“我这儿一切都好，你别惦记。”可写到这儿，她忽然觉得这话假得厉害。她咬着笔头，想了半天，又添了几句家常话，比如天气冷了，厂里活儿多，翠芝新买了件花布衫子。她没提自己的心思，那些心思像屋角的霉斑，捂着捂着就烂在里头了。

写完信，天已经黑透了。翠芝出门看电影还没回来，屋子里静得像个空壳。曼桢点了盏煤油灯，光晕晃晃悠悠地映在墙上。她靠着椅背，盯着那跳动的火苗，忽然觉得日子就像这灯，烧着烧着就没了。她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把信折好塞进抽屉——寄不寄再说吧。

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曼桢起了个早。她煮了半锅稀粥，掺了点咸菜，就着吃了。她不爱铺张，平日里连个鸡蛋都舍不得买。吃完粥，她拿了把旧伞，打算去邮局寄信。巷子口的风有点冷，吹得她旗袍下摆贴着腿，她缩了缩脖子，加快了步子。

邮局在街那头，门口停着几辆自行车，铃铛响得刺耳。曼桢进去时，柜台后的小伙计正低头算账，眼皮都没抬。她把信递过去，掏出两角钱，那小伙计接了钱，瞥了她一眼，眼神在她脸上多停了一秒。她没在意，转身就走。可刚迈出一步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喊：“沈小姐！”

她回头一看，是个穿西装的男人，三十出头的模样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手里夹着根烟。她认出来了，这是厂里管事的李主任。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