顾自地继续说着,声音轻得像棉絮,“我老家在山里,86年我跟着表姐去东莞打工。她说电子厂包吃住,一个月能赚100块。”
我捏着糖纸,“后来呢?”
“后来,表姐把我卖给工头抵赌债。”
她拿着竹条在地上划拉,“工头玩腻了,转手卖给了赵老大,换了两头猪。”
她突然笑起来,笑声却像哭。
“我生的第一个娃会说话时,我把自己吊在房梁上,可没想到绳子突然断了……”
从何珍的只言片语中,我拼凑出了她的过往。
仿佛1986年那个对外界满怀期待的何珍,就站在我眼前。
可如今,我从她的身上,看不到一丝神采。
远处传来赵老太的骂声,催我们继续干活。
何珍站起身,拍了拍裤腿上的土。
走出几步她突然回头,她的眼睛亮得吓人:“你知道吗?现在镇上有人收头发,辫子能卖二十块。”
那天夜里,我躺在咯吱作响的木板床上,赵永贵翻了个身,胳膊压在我的胸口。
我盯着屋顶的房梁,反复琢磨何珍说的那句话。
二十块钱,也许够我买一根结实的麻绳,也许够坐长途汽车逃跑。
无论如何,我都多了一个选择。
07
从那天开始,只要去干农活,我就会把头发用手绢包起来。
有一天动作慢了,让赵老太骂了几句。
不过我完全不在意,这比以前动不动就挨打可强太多了。
那几个月,我跟着何珍常常在地里忙活,挑粪配肥,播种夯土。
除草是最累的,一干就是一整天,除都除不尽。我和何珍常常在干完一天活后,给对方揉腰松劲儿。
棉田的活,真是干都干不完,之后还要面对虫害。
棉铃虫就像赵家人,非常猖獗,会吞噬棉桃。
我每次都用足量的农药,喷洒它们。
连日的劳作,让日子过得飞快。
就在我计划着怎么再次逃跑的时候,命运的变化又一次突如其来。
1993年10月,我呕吐不止。
得知自己怀孕了,心里五味杂陈。
唯一的好消息是,赵家人终于撤掉了拴在我脚腕上的狗链。
我知道,这不是为了我能好受点,是为了我肚子里他老赵家的孩子。
哪怕十月是拾棉花最繁忙的时期,赵老太也不用我下地,只为保胎。
赵老太逢人就拍大腿笑:“我老赵家真是祖坟冒青烟,买个母鸡真会下蛋。”
就连赵永贵都转了调调,对我关心起来。
有一天,我在刷碗,他盯着我隆起的肚子说了句:“五个月了,少碰凉水。”
来到赵家村一年有余,17岁的我不知所措。
这就是何珍曾说过的,人要学会认命吗?
念头一闪而过,我猛地将双手完全泡进凉水里,刺骨的寒意能够让我保持清醒。
我的目标从未变过,就是活着离开这个地狱。
2周后,赵永贵破天荒要带我去镇上扯布裁衣裳。
何珍跟在后头,也要给孩子买点布料。
经过一家杂货铺时,我突然站住了。
玻璃柜台里摆着英雄牌钢笔,笔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当时妈妈曾答应我,考出好成绩,就会买它送我。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粗糙的双手,已经快2年没有握过笔了。
我想得出神,赵永贵的声音,打断了我的思绪:“快点走,买完布还得去粮站。”
我跟上去,手在兜里死死掐着一张字条。
那是我用灶膛炭灰,在一张烟盒纸上写的求救信:“救命,赵屯村赵永贵家拐卖妇女。”
今天,无论如何都要找个机会将它送出去。
走了大半天,终于到了裁缝铺。
裁缝铺的老板娘是赵永贵的远房表姐,满墙挂着的确良布匹。
赵永贵在门口抽着旱烟,推我进去自己选。
我跟何珍走了进去,可我的心思都在想怎么把纸条送出去。
我趁何珍跟表姐聊天的时候,慢慢往厕所挪去。
旱厕大多用砖块搭起来,我刚想将字条塞进砖缝,就听见赵永贵在砸门:“掉茅坑里了?”
我手一抖,急忙将字条塞回兜里。
果不其然,我出去后,赵永贵就进去了。
我暗自松了一口气,一次不成我还要再试,必须抓住这次机会。
回村的路上路过杂货铺,我借口要买腌梅子。
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镜的老板,正在听着收音机里的广播剧。
我抖着手想要递字条时,玻璃柜突然映出何珍的身影。
我回头,看到何珍紧紧盯着我。
但她什么都没说,上前一步跟老板说道:“来卷手纸。”
老板扶了扶眼镜:“啥?”
何珍放开了嗓子,又重复了一遍:“红梅牌手纸,五毛钱一卷对吧?”
我看着粉红色的手纸,突然感到一阵反胃,冲到门外干呕起来,酸水混着胆汁吐了一地。
赵永贵有点担心又有点嫌恶地看着我,他嫌弃的是我,担心的是肚里的娃,“好不容易出趟门,真是晦气东西!”
就在这时,何珍蹲下来拍我的背: “镇卫生院妇产科新来了个大夫,听说是从市里来的,要不要去看看?你也有些日子没检查过身体了,别出什么岔子。”
在何珍的坚持下,赵永贵骂骂咧咧地带我去了卫生院。
消毒水刺鼻的诊室里,穿白大褂的医生听完胎心,龙飞凤舞地写着病历:“贫血,得补铁。”之后,又被护士喊了出去。
就在这时,何珍捂着肚子说要去厕所,诊室门关上的瞬间,我扯过处方笺,用棉签蘸着红药水写着:“救救我。”
我刚写完,诊室的门再次被推开。
我扭身挡住桌子上的纸,上前一步:“嫂子,我衣服还没弄好呢。”
何珍没多说什么,只跟我要纸。
我赶忙将纸递给她,见着她离开。
听着走廊的脚步声越来越远,我攥着衣角的手心全是汗,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
我火速写完求救信,将之前的字条一并收好。
去取药时,我将纸条递给发药的护士。
她突然抬头看我,又看了看不远处蹲着的赵永贵,慢悠悠说着:“这些药一天三次,饭后吃。”
回村路上飘起春雨,赵永贵在前头骂骂咧咧推着自行车。
车把上面挂着的布早已被雨水打湿,蓝底白花糊成了青灰色的疤。
经过杂货铺时,我又望向了那个柜台。
老花镜老板正在教孙子打算盘,噼里啪啦的声响,混着收音机里的评书声:“话说林冲雪夜上梁山……”
08
回村后,我时不时便会盯着村口那条黄土路。
可有一个事儿,我有点拿不准,那就是大嫂何珍。
从镇上回来的第二天,我试探着问何珍:“嫂子,昨天你去厕所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?” 当时,她正在缝补女儿的裤子,针线在布料间穿梭:“厕所没纸,就回来拿。”
我张了张嘴,还想再问,她却站起身:“我去做饭。” 我望着她的背影,心里像压了块石头。何珍到底是什么意思?
接连几天,没有任何意外出现,我渐渐放下心来。
有一天,我俩蹲在井台边洗衣裳,何珍握着棒槌砸得石板砰砰响:“别瞅了,真有人来,村头的狗早叫了。”
原来,她都知道,但她从来不提。
从那之后,我们达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。
七个月身孕的肚子沉得像坠着铅块,入夜后胎动得更加厉害。
我盯着肚皮上的鼓包,感觉孩子好像要自己钻出来。
赵永贵摸着我的肚皮嘿嘿笑:“这小子劲儿大,随我!”
我没有接他的话,盯着房梁上晃悠的电灯泡。
去年村里刚通电,但赵家舍不得换新灯泡,现有的钨丝烧得发红,像只充了血的眼珠子。
对于这个孩子,我心里无比复杂。
清明前后,县里派放映队下乡,说要给大家放电影。
每次有电影看时,全村人都会搬着板凳挤在晒谷场。
就是那天,我听见远处传来警笛声。
可惜的是,当时胎动突然剧烈起来,疼得我直不起腰,赵老太趁这工夫赶忙扶着我回了屋。
我蜷在木板床上,听着警车引擎声由远及近,又呼啸着拐上通往邻村的岔道。
晚上何珍来给我送热水:“今天来的公安是镇上管户籍的。”
她背对着我,擦着桌子,“说是查超生。”
“公安问我要户口本,我告诉他们咱家的证件都齐全。”何珍突然提高嗓门,门外传来赵老太的咳嗽声。
何珍在用自己的方式,给我传递信息。
听过后,我的内心难掩失望,我本以为,他们是来救我的。
转天上午,我和大嫂在院里抻炕单子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。就听见院子外面乱乱哄哄的,大嫂家的两个孩子冲进院子里。
孩子指了指村口的方向:“村口有个大姐姐,死了。”
09
何珍起身看向我,我们往村口赶去。
村口的梨树下面,围了好多人,我挤在人群中,看见一个女孩赤身裸体躺在地上。
她瘦小的身体上满是伤痕,大腿根附近有淤青,胸上还有很多像被针扎的,密密麻麻的红点。
她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,甚至比我还小一些。我心里不忍,侧过头去。
何珍的脸色也不大好,但仍盯着那些人的一举一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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