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后一次见到李卫国是在市医院太平间。他蹲在西北角的暖气片旁边，手指在铁皮上抠出血印子，像条被抽了脊梁的老狗。那天飘着鹅毛雪，太平间的铁门结着冰棱，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把他的棉袄吹得鼓起来，活像具空荡荡的皮囊。
这事得从九八年冬天说起。锅炉房的大烟囱炸了，混凝土块崩到家属区，把老张家的煤棚砸出个窟窿。我们蹲在锅炉房废墟上扒拉铁钉，李卫国突然站起来，从裤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化验单。纸片让北风刮得哗啦响，我瞥见"肺结核"三个红戳，像三滴血。
“桂枝咳了三个月。”他把化验单折成豆腐块，塞回衬衣口袋，“昨夜里咳出半碗血沫子，跟熬化的猪油似的。”
我攥着半截钢筋没吭声。厂里刚宣布买断工龄，三千块买二十年工龄，这笔账谁都会算。李卫国把安全帽摘下来，帽檐上结着冰碴子，他拿袖子擦了擦，“得去省城治，大夫说能治。”
后来才知道，那天傍晚他去了制药厂。新建的厂房贴着白瓷砖，在雪地里亮得晃眼。招工处排着长队，都是四五十岁的下岗工。穿白大褂的主任捏着李卫国的体检单，眼镜片闪着冷光：“B型血？正好缺个试药的。”
车间里二十四小时亮着惨白的灯，铁皮传送带轰隆作响。李卫国每天吞六种药片，胳膊上插着输血管。血袋鼓起来的时候，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像台老旧的鼓风机。月底领工资，他攥着信封跑到邮局，汇款单上写着"张桂枝住院费"，手指印把蓝格子洇成紫色。
小满就是这时候病的。七岁的小姑娘躺在儿科病房，手背上全是针眼，像撒了把芝麻。李卫国蹲在走廊尽头的开水房，看蒸汽在玻璃窗上结出牡丹花。护士说化疗药快用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