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“幸运”。那种语气太熟悉了，我在无数个病例中见过。那是一个人在失去所有希望后，才会有的解脱感。

“叮”的一声，手机提示音响起。是主治医师发来的会诊邀请：

“贺医生，关于苏杉的心理状况，需要详细沟通一下。明天上午十点方便吗？”

我回复：“好的。”

放下手机，我打开了记录本，准备写下当天的诊疗记录。但笔尖在纸上停了很久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无法用专业的语言去概括一个病人。

最后，我只写下了一行字：

“患者情绪过分平静，建议密切关注。”

然后，我做了一个违背职业准则的决定：把她的预约时间从每周一次改成每周两次。

第二天的会诊，张主任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贺医生，我们都清楚，这种病人的心理状态......”

“她还年轻。”我打断他的话。

张主任叹了口气：“所以更需要你的帮助。别让她放弃治疗。”

我沉默了。作为心理医生，我很清楚他的意思。末期癌症患者的心理干预，首要任务是维持其生存意志。但昨天那个女孩儿，她的平静里分明藏着一个更可怕的决定。

“我会尽力。”我说。

走出会诊室，护士小张叫住我：“贺医生，苏小姐让我转交给你一个东西。”

是一个轻薄的笔记本。

我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第一页：

“亲爱的医生：

我想请你保管这个本子。

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来了，请把它烧掉。

不用翻开看，就当它是一个死刑犯的最后遗愿。

——你的病人 苏杉”

那一刻，我感到一阵心悸。

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，这样的病人最危险。他们不会歇斯底里，不会寻求关注，他们会安安静静地做好一切准备，然后带着微笑离开。

我的手指在笔记本上收紧，第一次产生了想要翻开它的冲动。但最终，我还是把它锁进了抽屉。

那天下午的最后一位病人走后，我独自坐在诊疗室，看着夕阳西下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医院的住院部，我知道她就在那栋楼里。

我掏出手机，给护士小张发了条消息：

“明天开始，帮我留意一下苏杉的住院情况。”

发完这条消息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又一次违背了职业准则——永远不要过度关注某一个病人。

但那一刻，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2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已经是第六次诊疗。

每周二和周五下午三点，她总是准时出现。不早不晚，仿佛时间在她身上有了特殊的意义。

我开始习惯性地在这两个时间段之前，让助手泡一杯温度刚好的花茶。她第一次来的时候说过，秋天还是喝暖一点的好。

“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我问。这是例行的开场白。

“挺好的。”她还是那么平静，“我把房子处理掉了。”

我的笔尖顿了一下：“为什么做这个决定？”

“医生，你说人为什么总要为死后的事情做这么多准备呢？”她没有直接回答，反而抛出一个问题，“我其实很好奇，你见过这么多生死离别，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？”

我放下笔，认真地看着她：“每个人面对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。”

“那你觉得我是哪一种？”她微笑着，眼神却有些飘忽。

我没有立即回答。作为心理医生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。但不知为什么，面对她时，我总是想要更诚实一些。

“你是我见过最特别的病人。”我说，“你太理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