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，理性到让人心疼。”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出声来：“医生，这可不像是你会说的话。专业的说法应该是‘患者表现出过度防御性行为’之类的吧？”

我也笑了：“看来你没少做功课。”

“嗯，我查过很多心理咨询的资料。”她低头摆弄着茶杯，“我想知道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。”

“做到什么？”

“保持专业。”她抬起头，“在面对这么多生离死别的时候，还能保持冷静。”

我忽然发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的对话已经超出了医患关系的界限。她在试图了解我，而我竟然没有立即拉开距离。

“因为这是工作。”我生硬地说，试图把对话拉回正轨。

“是啊，这是工作。”她轻声重复，“所以医生，你觉得我还能活多久？”

这句话像一把刀，精准地刺入我的心脏。我下意识地握紧了笔：“治疗的效果还是要看......”

“别用医生的口吻。”她打断我，“就像普通人那样，猜一下。”

诊疗室突然安静下来。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落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“两个月零六天。”我听见自己说。

说完我就后悔了。这太不专业了，简直是医学伦理的重大违规。但她却笑了，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
“真好，”她说，“终于有人愿意这样直接地跟我说话了。”

我看着她，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所有的专业训练、所有的职业素养，在这一刻都显得那么苍白。

“下周还是这个时间？”她起身准备离开。

我点点头，却在她转身的瞬间叫住她：“苏杉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如果......”我停顿了一下，“如果你想做任何决定之前，先来见我一面。”

她站在门口，背对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好。”最后她说，“我答应你。”

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冷汗。

我害怕了。不是因为她的病情，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一个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东西——专业的界限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。

梦见她站在医院的天台上，对我说：“医生，两个月零六天已经过去了哦。”

我惊醒时，发现自己出了一身冷汗。看了看手机，凌晨三点。窗外下着小雨，整个城市像是被笼罩在一层薄纱中。

睡意全无，我干脆起身去医院。这种情况最近经常发生，我开始习惯性地在凌晨时分来到办公室，翻看她的病历，研究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案。

抽屉里，那个她让我保管的笔记本静静躺着。

我知道，按照医患守则，我不应该打开它。但那一刻，职业道德和内心的冲动在激烈地争斗。最终，我的手还是触碰到了笔记本的封面。

“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来了，请把它烧掉。”她的话回响在耳边。

对不起，我要违约了。

翻开第一页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：

“致亲爱的医生：

这是一本死亡倒计时日记。

从确诊那天起，我决定记录下余生的每一天。

不是因为不舍，而是想要优雅地告别。”

往后翻：

“Day 1：今天确诊了。真讽刺，在医生说出结果的那一刻，我居然松了一口气。至少不用再纠结要不要原谅未婚夫了。”

“Day 7：开始化疗。护士说我很勇敢，其实我只是觉得，既然要死，那也得死得漂亮一点。”

“Day 14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