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心理医生，我自诩掌握了一切关于失去的专业解答。直到那个夏日的午后，一位身着白裙的女孩走进诊室，轻声说：“医生，请帮我规划最后三个月。”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所有关于生死的理论，在真实的离别面前，不过是苍白的安慰。我是贺谦，一个需要被治愈的治愈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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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下午三点，秋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诊疗室。我正在整理上一位来访者的病历，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我头也没抬，继续写着结案报告。

“医生，打扰了。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一个清澈的声音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穿着米白色针织衫的年轻女性，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。她的面容清秀，眼睛很大，带着一种我形容不出的平静。

按照惯例，我示意她在诊疗椅上坐下，开始例行的初次会谈。

“我叫苏杉，今年27岁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异常清晰，“我想请你帮我规划最后三个月的时间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这种开场白很少见。通常来访者会用更委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困扰。

“最后三个月？”我翻开问诊记录本，“能具体说说吗？”

她笑了笑，从包里拿出一份病历递给我：“胰腺癌，晚期。主治医生说我大概还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。”

我接过病历，指尖微微发凉。七年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从未如此失态过。那一刻，我忽然不敢看她的眼睛。

“你看起来很平静。”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专业性。

“是啊，我也觉得自己挺平静的。”她轻笑了一下，“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。”

“幸运？”

“嗯。我前阵子查出病情的那天，正好撞见未婚夫和他的助理在办公室...你知道的。”她用一种近乎轻松的语气说着，“所以我觉得挺好的，省去了分手的麻烦。”

我在病历本上写下：“患者情绪异常稳定，需要注意...”笔尖顿了一下，不知道该如何继续。

“医生，你说我这算不算求死不能，求生不得？”她忽然问道。

我抬起头，第一次认真地看向她的眼睛。那里面没有我预期的绝望，有的只是一种近乎残酷的清明。

那一刻，我违背了自己的第一条职业准则——永远不要过度解读病人的眼神。

“苏小姐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，下周同一时间可以吗？”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异常温和的声音说。

“可以，不过医生......”她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角，“你可以叫我苏杉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好的，苏杉。”

她离开后，我在电脑里查看了她的完整病历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讨厌自己的职业。因为作为一个心理医生，我太清楚她平静外表下掩藏的是什么。

我关上电脑，望着窗外的夕阳。那天下午的阳光很温柔，却衬得诊疗室异常冷清。
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

这很反常。作为一个心理医生，我们受过专业训练，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状态。但那双平静的眼睛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

我起身，打开电脑，再次调出她的病历。

确诊时间：两周前。

主治医生评估：扩散性胰腺癌，预计生存期3-4个月。

家庭状况：父母早逝，无兄弟姐妹。

紧急联系人：空白。

最后这一栏让我的心微微发紧。27岁，这个年纪本该充满希望，本该被很多人爱着。但她的病历上，连一个紧急联系人都没有。

我忽然想起她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