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在消毒水的气味里醒来的。

天花板上斑驳的霉点像一张张扭曲的人脸，鼻腔里充斥着刺鼻的来苏水味道。耳边传来输液管碰撞的叮当声，我转动僵硬的脖颈，看见玻璃药瓶在铁架子上微微摇晃。

"小东，你可算醒了！"母亲布满老茧的手抓住我的手腕，她眼角的皱纹里还凝着泪痕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她鬓角的白发比记忆中多了许多——不，不是记忆，是前世的记忆。

1983年7月16日，我高考落榜的第三天。

"妈......"我喉咙发紧。上辈子也是这样，我因为高考失利高烧昏迷，醒来后看见母亲把家里最后一块腊肉卖了给我买药。后来我南下经商，却在金融危机时破产，连母亲临终前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

窗外的蝉鸣突然变得格外清晰。老旧风扇转动的吱呀声，走廊里护士推着铁皮推车经过的哐当声，还有母亲粗布衣袖口磨出的毛边，所有细节都在提醒我这不是梦。

"咱回家。"我猛地坐起来，手背上的针头被扯得生疼，"我没事了，真的。"

母亲急得直搓围裙："大夫说要观察三天......"

"妈，你看。"我攥住她开裂的手掌，摸到指节上厚厚的茧子，"我这不是能下地了吗？"说着就要掀被子。其实浑身还像灌了铅似的，但我知道住院一天要五毛钱，家里连买煤油的钱都没了。

回程的公交车上，我望着窗外飞逝的灰扑扑的街景。国营商店门口排着买肥皂的长队，骑二八大杠的邮递员车把上挂着绿帆布包，街角电线杆贴着"严厉打击投机倒把"的标语——这是1983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到东北边陲。

推开吱呀作响的木板门时，我的心还是抽痛了一下。掉漆的饭桌上放着半碗玉米糊，墙角堆着空酒瓶，那是父亲去世前留下的。窗台上摆着个豁口的搪瓷缸，里头养着几根葱——前世我就是从这缸葱开始，在菜市场摆摊起家的。

"妈，咱家还有多少钱？"我蹲在灶台前添柴火，火光照得脸发烫。

母亲正在缝补我的中山装，针尖在油灯下一闪："你爸的抚恤金还剩......八块三。"她顿了顿，"不过王婶说，街道办要招个扫街的，一天给五毛......"

火舌突然窜出灶膛，我手背一痛。八块三，还不够买去漠河的车票。但我知道，就在这个夏天，黑龙江边的老金沟发现了富矿带，第一批淘金的人用洗脸盆都能捞出金沙。

"妈，我要出趟远门。"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，"去漠河。"

母亲手里的针掉在地上。她弯腰去捡，后颈凸起的骨节硌得我心里发酸："你二叔在那边林场，我让他......"

"不用。"我扶她坐回吱呀作响的竹椅上，"我同学在采金队有关系，说是招临时工。"这是谎话，但必须这么说。上辈子我在酒桌上听人吹牛，说八三年漠河金矿的把头叫马三炮，是个心黑手狠的主，专克扣矿工工钱。

灶膛里的柴火噼啪炸响。母亲从箱底摸出个蓝布包，层层打开是五张皱巴巴的纸币，最大面额是两元。"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