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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不能留了，你还年轻，还有活路。”他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。
2、
失业后，我骑着二叔的二手摩托车在镇上瞎逛。这小镇越来越冷清，大部分店铺都关了门，有的门都破了个大洞，像一张张黑洞洞的嘴。我去了几家招销售员的店，人家表面上没说啥，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嫌弃我是个残疾人。不过我也习惯了，麻木了。
上个月，同村的阿明回乡结婚，跟我说城里有个送快递的活儿。当时我还在水泥厂上班，没当回事。现在没了工作，这事儿又在我心里晃悠起来。
“在城里送快递挺体面的，残疾人也能干。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，谁会在意你瘸不瘸啊。”阿明在村口迎新娘的时候跟我说。他比我小一岁半，今年也三十三虚岁了，听说在城里买了房，娶了媳妇。我看着他那辆小轿车，想象着他坐在里面带着媳妇的样子，心里酸溜溜的。
我把摩托车还给二叔，慢慢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，一路上想了好多事儿，工作、未来、城市的样子。快到家的时候，我看见父亲蹲在门口抽旱烟。阿明结婚给每家发了两包喜烟，父亲接过烟，攥了好久，又递给我。
“你拿着，工作上好好干。”父亲不知道那烟是最便宜的，在他眼里，这烟就是“高档”和“城里”的象征。
我在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停下，掏出那部按键都磨坏了的旧手机，拨通了阿明的电话。“在城里送快递挺体面的，残疾人也能干。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，谁会在意你瘸不瘸啊。”阿明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。
3、
我买了火车票，一路南下到了省城。我长到三十五岁，进省城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，上一次还是五年前陪父亲来省医院看胃病，钱花光了，病也没看好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不是钱花得快，是钱太少了。
临走时，父亲塞给我一个信封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些红票子。“好好干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