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的秋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王垠拖着行李箱站在清华园南门前，掌心被金属拉杆硌得发烫。他抬头望向校门上鎏金的“清华大学”四字，阳光斜切过飞檐，在匾额上投下一道锐利的阴影。远处传来自行车铃铛的叮铃声，三两学生抱着书本匆匆掠过，白衬衫的衣角被风掀起，像一片片翻飞的学术理想。

“直博生。”他低声重复着这三个字，喉结滚动，仿佛舌尖还残留着收到保送通知时那杯廉价速溶咖啡的苦味。

一周前，他还在西南某所普通高校的实验室里熬夜调试电路板。导师老陈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清华的集成电路实验室，全国顶尖。你这算法底子，去了那儿才能搞出真东西。”那时的王垠攥着推荐信，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布线模拟图，觉得每一根虚拟铜线都在织就通往学术圣殿的金桥。

此刻，他的脚尖抵着南门前那道花岗岩门槛，忽然想起《庄子》里“北冥有鱼”的句子。化而为鸟，怒而飞——这大约便是知识分子的终极浪漫。

集成电路实验室位于主楼七层东侧。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王垠被扑面而来的空调冷气激得打了个寒颤。走廊白炽灯管嗡嗡作响，两侧磨砂玻璃门上贴满泛黄的A4纸，墨迹模糊的“IEEE顶会冲刺小组”“SCI一区论文修改指南”像某种诡异的符咒。

“王垠是吧？”身后传来沙哑的男声。他转身看见个穿皱巴巴POLO衫的中年男人，腋下夹着台屏幕碎裂的ThinkPad，眼镜片上叠着两圈油渍，“我姓周，你导师。”

王垠慌忙鞠躬，后颈却被周教授随意拍了拍：“跟我去认认工位，下午组会你跟着听。”

实验室比想象中小得多。二十平的空间挤着八张升降桌，主机散热扇的嗡鸣与键盘敲击声织成密网。最内侧的女生突然爆发出短促的啜泣，邻座男生头也不抬地扔过去一包纸巾：“第三篇被拒了？改改实验数据再投啊。”

王垠的工位挨着窗台，桌上摆着台显示器。他伸手抹了把积灰，指腹蹭到张便利贴，褪色的圆珠笔迹写着：“第47版修改意见：1.引用周组近三年论文；2.…………”

第一次组会像场精心排练的荒诞剧。

周教授瘫在转椅里刷手机，时不时从喉咙深处挤出“嗯”“哦”的单音节。汇报的研究生们捧着激光笔，PPT上滚动的算法流程图像是流水线上的罐头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