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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·苏松依私租额起税》）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在以苛捐杂税而闻名于世的元朝，苏州百姓每年只需要缴纳36万石的税粮就可以打发掉蒙古税吏，但到了以仁慈爱民、轻徭薄赋而美名远扬的张士诚那里，苏州人每年需纳税百万石，负担足足增长了3倍！
所以吧，在那个到处都是混账的年代，某人到底是好是坏，全靠跟谁比……当然最起码的立场还是得站稳的。就像蒙古人的税再轻，苏州人也没法夸他。因为这么干会挨骂或挨打，被干掉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那就只好夸张士诚了。毕竟老张刮地皮刮得再狠，也就比蒙古人狠了3倍而已。朱元璋呢？洪武年间他钦定的苏州税额，足足有280.9万石，差点又比张士诚高了3倍！
这就太离谱了。以至于对老朱家忠心耿耿的顾炎武，都忍不住吐槽说这么高的税简直是离谱他母亲给离谱开门——离谱到家了：
“愚历观往古，自有田税以来，未有若是之重者也。” （《日知录·卷十·治地》）
而且倒霉的不光是苏州。比如松江（今上海），还是按照顾炎武的考证，在南宋末年松江府年缴粮额是42.3万石，元朝的田税甚至比南宋还轻（蒙古人更注重商税）。轮到张士诚后，税粮增至80万石，紧接着朱元璋又再给松江老乡加加码，“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余万石”（引用同上）。再加上个年纳税“五十五万二千余”的常州，每年江南漕运北京的400万石漕粮，都差不多被这区区三府之地给凑齐了——这么往死里薅张士诚故地的羊毛，你说那里的老百姓能不念张厌朱吗？
老朱这么苛待苏松常嘉湖，要是换在燕赵、三晋、关陇、巴蜀等民风彪悍的地区，估计早就揭竿而起反他母亲的了。不过江南显然不太适应这种用拳头发言的处世方式，哪怕被欺负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，亦是如此。
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，因太监孙隆在苏州肆无忌惮的摊派苛捐杂税，使得大批工场关停、工人失业。最后机工们实在没活路了，就在葛贤的领导下起义，包围了税署，驱逐了孙隆，杀掉了黄彦节，又火烧汤莘、丁元复等劣绅的豪宅，史称苏州机工起义。
按照正常的套路，此后起义军要么攻城略地，要么称帝立国，反正得跟朝廷干到底了。可在苏州，就是另一副画风了——在朝廷答应让步并撤回税监、矿监以后，葛贤出面劝说战友们回家和复工，然后自己跑到衙门自首去了……
当然，江南人